第3项规定：建立裁量公开制度。
以这样的政治势态所形成的高压式阶级统治中，作为控制行政权的现代行政法没有成立空间，甚至连行政法的概念可能也是不需要的。1．压制—缓和型的基本特征 压制—缓和型行政模式在继续保留国家对个人管制的同时，在不影响国家对社会秩序正常控制的前提下，逐渐放松对个人的控制力度。
因为，高强度的压制使得行政时常以暴力面目出现，从而引发了社会对行政权合法性、正当性的怀疑。参见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改革开放之初，国家鼓励经济发展原本是为了扭转正在走向崩溃的国民经济，但这个政策产生了另外的一个效果：一部分人首现富裕起来。严打等运动式执法说明国家并没有因为法制任务的改变而放弃它的压制功能，但这种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治理手段，结果经常不是解决社会问题而是沉淀社会矛盾。而逐渐脱贫致富的个人对自己日渐增多的财富是否安全开始担扰，害怕自己的财富有朝一日因国家政策的改变而丧失。
这种合作意味着行政必须开放它的过程，让公众参与其中并表达自己的意见，从而提升行政决定为公众的可接受性。前者要求行政不得放弃规制，后者则要求行政开放给社会，并形成一种伸展自如的行政治理模式：缓和—参与型的行政。在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的政治公共领域中，公民就有关公共利益和影响人们生活的社会规则进行讨论，在公共讨论中，人们既不束缚于传统习俗与惯例，又不屈服于现实的强权压力，而是通过自由辩论和理性反思来获得新的公共理性，达成新的公共规范。
鉴于宪政与党的领导体制之间的确存在着明显的张力与理解上的歧义，我们将在本文后面重点来剖析这种关系。在由无所不在的政治先进分子组成的公意政党组织体制内，存在着六个特定的功能区域，即军事力量功能区域、立法（院）功能区域、司法（院）功能区域、审议（院）功能区域、行政（公务员）功能区域和公共政策治理功能区域，而党员就散布在这六大区域之中。这显然违背了中国宪法的原则，除非通过修宪来使这种党权国家化的做法合法化。在国内，朱学勤在《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王元化在《卢梭社约论笔谈三篇》中都对公意理论做了反思与批评。
温和的竞选组阁制设想由执政党的党代会提名两套执政团队参加政府组阁权的竞选，其竞争的核心在于各自不同的公共政策主张究竟能争取到多大范围的选民民意支持。宪政社会主义构建了双轴多主体的公意形成路径理论。
而长期致力于把宪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宪政社会主义学理研究，为开创原创性、本土性的中国学术、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提出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思路、新的可能和新的课题[28]。宪政社会主义认为：审议院将依法行使广泛的参政议政权、监督权、重大事项审议权等，但主要发挥参政议政、质询监督、政治协商等功能，旨在充分表达各利益团（群）体人民的意愿，并在意愿充分表达的基础上广泛进行政治协商，督促解决问题，同时促进全社会的合作团结与和谐发展。[18] …… 宪政社会主义理论承认，在当前精英政治仍然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政治现实。[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2页。
他们提出的一系列民主新思路，与宪政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颇有不谋而合之处。审议院的功能在于表达众意，而立法院的功能则在于表达公意。我认为regime定义中的office，应该牵涉到command的狭义的office，能够轮流担任officers，限制在统治者团体内部。私意又包括众意与个人意志，众意是共同利益也即集团利益表达的产物，个人意志则是个人利益表达的产物。
在百家争鸣的思想市场里，国家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主流的核心价值体系必须依靠自身的理论创新与发展来获得理论自信与思想魅力，着重用逻辑的力量、实践的力量抓住人心、说服人心、赢得人心，同时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寻求最大公约数，以扩大共识、凝聚力量，真正巩固执政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随着王朝内部既得利益集团之瘤的扩张与扩散，以及官僚体系的衰败、官民矛盾的激化、统治失灵的出现，人民起义就会爆发。
那么，在公意政党组织的中央领导机关和实行功能性区域自治的党总部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整个公意政党组织与在议政院中活动的多元化政治团体，又是一种什么关系？针对这一问题，宪政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型提出了基于宪政制度安排的政团政治功能分层理论。这就要求在司法（院）功能区域中的党员组织人事关系必须相对于党的中央机关保持必要限度的独立，以避免公意政党组织中央机关的一元化领导以及对司法工作的不必要干扰。
[5] 萧高彦：《亚里士多德与西方古典共和思想之形成》，载于张桂琳、庞金友主编的《西方古代中世纪政治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30页。在这里，自由得到了伸张，而强制遭到了话语民主的消解。也就是说，这个混合共和政体是长期的、稳定的、对大家都好的一个政体。贝克说：无论你是属于左派（哪怕是左翼中的左翼），还是属于右派（哪怕是右翼中的右翼），你都能在卢梭这里找到你的信条。[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页。简言之，双轴四轮驱动的复合民主宪政国家，是一个公权与私权在宪政体制中共生共存，国家（通过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宪法至上权威及其违宪审查制度、司法院保障司法独立等制度安排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执政党（通过在立法院、政府的活动来实现执政党的政策治理）、参政党团（通过在审议院的参政议政及其审议否决权来表达民意、彰显民权）、公民社会（通过自治性公民社团与公共教育、公共传媒等来培育新公民、凝聚共同体意识、践行公共伦理、追求公共利益、弘扬公共精神）在宪政体制中各就各位、协作共治的新型宪政国家。
著名卢梭研究专家、卢梭通信全集的编辑者、剑桥大学教授里奇（Ra1ph Leigh）表示怀疑托曼是否认真读过卢梭的著作。执政党中央对于习近平年初在广东关于坚持改革开放路线不动摇的讲话精神的最新传达（时隔数月后在党内特别传达，时机点耐人寻味），《人民日报》国庆社论关于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最新倡导，以及关于即将召开的执政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议题的最新信息，都给了我们以锐意创新、奋勇改革精神开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历史新纪元的底气与信心。
丢弃宪政高地就是失去社会主义的未来 反宪派（也即全盘反宪政派）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反对西化宪政派（更准确地应称之为自由主义宪政派）仅是其借口，虚晃一枪地主要目的或许就在于想致社会主义宪政派以死地、致改革派于困境，所以，他们才编造出社宪派主张三权分立多党竞选与西化宪政派没有实质区别的弥天谎言，宣布主张宪政就是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甚至公开散布社会主义宪政派更危险、更具有迷惑性的攻击性言论，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个结论，对于认真的卢梭著作的读者来说，本来并不难得出。
我们对民主是如何理解和实施的，我们对宪政是如何依照宪法施行的，应该理直气壮地阐述，并将其放大，这才是自信。汪亭友更是直白地指出：不少人正是从‘限权这个角度解释宪政的。
[6] 刘大生等人曾主张过党主宪政，马立诚先生在《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一书的华炳啸：超越自由主义，走向宪政社会主义章节中误把宪政社会主义的精髓说成是党主立宪，高放先生因此发表文章指出：据查，华炳啸从未提过‘党主宪政或‘一党宪政，他始终主张的是人民民主宪政。这样，就在审议院与立法院之间构成了一种新型合作制衡关系。也许，这种着眼于中国政治转型问题的社会主义的宪政乌托邦的实现可能性令人怀疑，但作为深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知识分子，我仍然呼吁各方请给中国的原创学术与新的可能留一点点自主发展的空间。[3] 刘仰：《宪政派到底要改变中国什么？》，红色文化网：http：//hswh.org.cn/wzzx/llyd/zz/2013-06-01/21095.html，2013年10月21日下载。
[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IX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相反，基于利益多元化的众意则必然是多元的，而代表、促成、整合和实现众意的利益集团政治组织也必然是多个的。
他们已经习惯于攫取而不愿被束缚手脚，不愿为党的事业做出必要程度的妥协性牺牲。然而，我们忧虑地看到，反宪派正在与此目标背道而驰。
众意基于个人或私人团体利益与个人自由，而公意则基于共同利益与公共意志。恩格斯在1887年6月曾对社会主义制度给出了一个权威解释，他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
所以，垄断既得利益者以及代表其利益的反宪派在宪政争论中坚持给出的策略和指令就是举着社会主义旗帜从宪政高地撤退，然后宣布宪政高地本来就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从来都不是社会主义的领地，从而要求万炮齐发彻底炸平宪政高地，包括消灭那些不愿意撤离阵地而誓与宪政高地共存亡的社宪派学者。宪政社会主义的宪政观的学术渊源并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仅仅来自于现代宪政主义时期的自由主义宪政思想，而是在汲取现代宪政主义思想精华的基础上，着力发掘和复兴了古典宪政主义的核心价值及其当代意义。而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的政治理想，始终存在着本土化的困境，被称为是看上去很美的海市蜃楼般的彼岸的自由乌托邦，辉映着一代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泅渡苦旅。面对前所未有的执政风险，中国共产党究竟在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基础上（在传统的精英集权的基础上？抑或在现代的宪政的基础上？）实现长期执政、如何执政，已经成为了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由此可见，哈贝马斯与黑格尔都反对市场至上论，都主张公意高于市场，而他们的重大分歧则在于谁是促成和实现公意的主导力量。现在看来，这种译法更准确，更符合古拉丁文communis和德文Kommunismus原意。
…… 总之，公意既来自于宪政制度下由基于公共利益诉求的主体所构成的政治场域及其统合民主机制（通过公意表达机关与公意政党组织两大渠道），也来自于法团制度下由基于特殊利益诉求的主体所构成的政治场域及其统合民主机制。2013年的宪政之争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关头所遭遇到的非同寻常的思想事件，它究竟会不会由此开启一个思想解放性的依靠技术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驱动的新改革开放时代？抑或会不会由此犯下常识颠覆性错误而滑向依靠统治技术强化、思想控制强化、制度自闭（或制度内卷化）倾向强化来钢性维稳的灾难性的历史深渊？对这些令人纠结困惑的问题，现在还难以做出令各方信服的结论。
在这个虚拟的理论模型中，存在着两种公共政策竞争机制——提名竞选组阁制与党部竞争制。据我在2013年4月之前长达一年时间的个人观察，在当下中国的公民里，主张全盘移植英美等西方国家宪政模式甚至试图推动一场政治革命的西化宪政派（也即反宪派所说的推墙派）不会超过10%（西化宪政派认为社会主义与宪政水火不容，甚至认为社宪派是党国体制的帮凶，人数虽不多但活动力强、影响广泛），也就是说，十个人里面不会超过一个。
